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把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确定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现在有的区县城，一搞批发市场，就想搞成义乌那样10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100亿元。工业方面，8年前，全国每年煤炭产量20亿吨，重庆有4000万吨。

应大幅提高工商企业面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和约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行为。产能过剩有个经济学逻辑：如果行业过剩10%—20%的时候会产生优胜劣汰，属于良性竞争。这些年，重庆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五有目标和生态环保等民生支出占比一直保持在50%以上，持续实施了22件民生实事，今年还将按照重点民生实事滚动实施机制的要求，重点办好25件民生实事，这不但可以解决一大批群众反映急迫的问题，也会通过惠民生扩内需，促进消费升级，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房地产领域，要防止产能过剩，重在把握好六个比例关系： 一是城市建设用地。这时候，市场就会产生过剩。

当然，如果一个地方50%、60%的融资都是靠利息比银行高几个点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又会导致这个地方企业融资成本整体很高。去年，重庆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的，是直接融资。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尤其是地方领导人仅仅把特区看成是特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 这是没有领会特区的本来意义。

人们都意识到,改革是红利。中国现在走出去的主体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 主要表现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 各种困难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一些国家从全球化过程中受惠巨大, 另一些国家则是受损; 一些国家越来越富, 而另一些国家则越来越穷。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 转型表明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变, 而巨变需要制度的改革。接轨 就是要改革国内的体制和现行国际通行的一些体制接轨。

如前面所说, 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问题在于, 每一个重大体制背后(例如国有企业、银行、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学, 等等) 都是巨大的既得利益, 要触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谈何容易! 尽管人们可以豪言壮语地说要改革既得利益, 但一旦真正触动了既得利益, 改革者本身就往往首先败下阵来。第三阶段是从本世纪以来的走出去 阶段。不过, 很显然, 特区之于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经济学上的, 倒不如说是政治学上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对外开放始终是中国内部改革的一个重要来源。为了维护和增进个人政治权力利益, 人们往往用意识形态使得自己的抵制合法化。实际上, 在很多方面, 特区直接采用了国际通行体制。这种偏离自然不符合官僚的利益, 官僚系统必然阻碍特区 的产生。

比较优势和资源有效配置纯属一般经济学常识,但要在实际世界中实现这两个价值并非容易。实际上, 这也是改革者的顶层设计, 即通过特区建设来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

如果没有这一步, 改革和开放就很难成功。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特区很容易理解, 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们必须选择更加有效的改革策略, 那就是体制创新。意识形态的阻力, 任何国家都存在。一旦现存体制和现实变得不相关了, 那么体制的生存也就没有了基础, 要么自我衰落, 要么被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所改变。第一，是意识形态的阻力。也应当看到, 一些时候, 意识形态的阻力背后实际上是个别领导人的政治权力利益。因此, 通过设立特区的方法可以避开现行体制和利益, 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体制创新。

较之其他领域,特区本来就和国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 可以说, 特区是中国民营企业和国际市场的连接点。官僚体制的本质特征就是其对政治秩序的要求, 要实现统一的行政秩序, 官僚系统要求国家所有组织一体化, 以便适用普遍的行政原则。

在80 年代, 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来自港、澳、台的华人资本, 也有少量的来自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资本。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 之后的新一波发展过程中, 来自日本、韩国的资本大量进入, 欧美资本仍然很少

去年，重庆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到一千四五百亿的低利息、低成本的资金，都是从资本市场上来的，是直接融资。还有惠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动力。

现在有的区县城，一搞批发市场，就想搞成义乌那样100万平方米、年销售额100亿元。现在中国差不多十来个行业，钢铁、电解铝、玻璃、有色金属、水泥等等都是如此。不管区县长还是企业家，一定要牢记，赔本生意不做，过剩产能的事不做，要有基本的行业分析。那么，如何适应这种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和发展？20日，在重庆市级两会上，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有一番解读，认为应当着重防范和应对中高速发展中的经济风险。

在房地产领域，要防止产能过剩，重在把握好六个比例关系： 一是城市建设用地。应大幅提高工商企业面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比重，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规范和约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行为。

那么防风险呢？虽然重庆经济近年来持续平稳健康发展，但仍然要时时敲响防风险的警钟。8年间，我们严格控制煤炭行业新增产能，在全国产量达到50亿吨时，我们还是4000万吨。

后来者本事比你大，人才结构比你好，资本更密集，就会把老企业淘汰出局。中国毕竟只有一个义乌，从现实出发，我们举全市之力搞一个是可能的，如果每个县城搞一个，肯定过剩。

先做的人一马当先，独占鳌头，获得效益最大化，这就是创新驱动的魅力所在。县城里家家楼下搞小饭馆，最后没有顾客，也是全面亏损。经济靠什么稳增长？ 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央提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宏观调控举措。今年，我们提出新增6000亿元融资，要做到25%来自直接融资市场，45%来自银行，30%来自非银行金融机构。

2000年，全国钢铁产量1亿吨，重庆是600万吨，现在全国10亿吨产能，重庆仍然是600万吨。产能过剩不仅表现在传统产业、落后产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不按市场规律办事，一哄而上，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

  中国经济的风险何在？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是金融风险、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产能过剩风险等。更严重的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还会连累金融业，造成银行坏账，增加诱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的风险。

按照城镇化规律，每1万城市人口配置一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就能基本平衡。这种集百货零售、写字楼、餐饮娱乐、住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一个区县城奋斗三五年搞一个，是能够盈利的，如果一时兴起，搞上五六个，量变引发质变，大家就都会亏本，这样的生意做不得。